徐宗新：开辟“法治试验田”，只做刑辩一件事
“做事情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没有定力、没有耐心、浅尝辄止，是永远不能成功的。”
采访 | 新则
在成为一名刑辩律师前，徐宗新曾经是基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。2001年，他决定辞去检察官的职位，正式成为一名刑事律师。
从公诉人到律师，立场和身份发生了180度的转弯，压力和障碍也随之而来。
彼时的刑事律师，仍旧面临着“两低三难”的执业困境。所谓“两低”，即“刑事辩护率低、刑事辩护质量低”；“三难”，即“会见难、调查难、阅卷‘难”。在做律师期间，徐宗新开始关注刑事律师的生存现状问题，他常在想：都说刑辩难，到底难在哪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一处境？
怀抱着这样的思索，2009年，徐宗新在杭州开了一家专做刑事业务的律所，取名“靖霖”。“靖”是指“在人特别困难之时提供有力帮助”，“霖”为“甘霖”“恩泽”之意。他选择了“攻刑以专，相靖以霖”这八个字作为靖霖律师事务所的所训，希望在浙江打造一块“法治试验田”，以探究刑事辩护的发展路径。
经过了12年的发展，如今，靖霖已经拥有了16家分支机构，总部也从钱塘江边迁至黄浦江畔，采用浙江“靖霖”和上海“靖予霖”的双品牌战略，面向全国布局，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专门从事刑事业务的律所集群。
对此，徐宗新表示，自己的初心其实很朴素，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精一行、择一行，我希望将刑辩做到极致”。
1992夏天，徐宗新高考结束。填报志愿的时候，华东政法大学（当时为华东政法学院）一共有四个系可供选择，分别是国际法系、经济法系、法律系和犯罪学系。这四个专业中，他一眼就相中了“犯罪学系”，犯罪学到底学什么，徐宗新并不清楚，只是单纯地觉得“比较有意思”。“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‘犯罪学’是什么意思，我爸给我写信的时候还误写成‘犯罪系’，别人都跟他说，你儿子怎么去学犯罪了？”
这个看似有些随意的选择，却是徐宗新与刑法结缘的开始。犯罪学系也确实“有意思”，许多与刑事侦查、办案技能相关的课程，比如刑事摄影课、人体解剖课、三轮摩托驾驶课、拳击课等等，都非常具有专业特色，令外系学生无比羡慕。
四年的大学，徐宗新过得十分充实。毕业之际，恰逢检察院到华政招人，他被检察长一眼相中：“好！还会打拳击！”自此成为一名国家公诉人，负责刑事案件的审查和提起公诉。
刚刚参加工作，就赶上了1996年的“严打”，大量的案子铺天盖地地涌上来，又碰巧国家重新修订了《刑法》和《刑事诉讼法》。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，徐宗新不得不投入紧张的学习，而这样集中且高效的专业训练，使得他更快地掌握了公诉业务的基本技能。
当书本中的知识点终于有机会运用到实践中时，他才发现，原来二者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。作为一名检察官，必须学会通过实践来思考和验证书本上的知识，绝不能纸上谈兵地审查案件。
这也奠定了徐宗新对检察官的印象，他总结出了一句话：“做检察官就别想发财，想发财就别做检察官。”他评价道：“这个职业对专业素质的要求非常高，对年轻人的要求也非常高，经过机关训练的人才，确实比较优秀，也比较守规矩”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基层检察院的工作比较单一，业务范围也相对狭窄。做了几年检察官后，徐宗新还是希望能够开拓眼界，寻找一份“可以终身学习的职业”。他把目光投向了律师行业，认为律师可以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，涉猎更多的知识”。
于是，做了六年检察官后，徐宗新辞去了公职，“下海”做了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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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型：从公诉人到律师，从综合到专业
初入律师行业，徐宗新充满了斗志，除了刑事业务外，他各种业务、各种案件都想学习、尝试一下。转行律师后，他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一起离婚案件，后来，他还涉猎过房地产、建设工程、劳动纠纷、合同纠纷、医疗事故等不同类型的案子。
这些案件拓宽了他的专业领域，丰富了他的办案经历，但同时，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因为不熟悉相关的业务，每接一个新的案子对他来说都是一段新的学习过程。那段时间，他除了熟读相关领域的法律规定外，还经常向这一领域的专业律师请教办案经验，很辛苦，但很充实。
而在身份上，徐宗新一开始也不太适应。
多年的检察官工作经验，徐宗新养成了强烈的公诉人思维定势，使他更倾向于站在检察官而不是当事人的视角看问题。这就导致有时候，提出的法律服务方案不够全面，没有充分保障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有时候，面对当事人的语气和态度又比较生硬，惹得当事人也很恼火：“你到底是检察官呢，还是律师呢？”
至少经过了三年的时间，他才慢慢转型为一名法律服务工作者。在检察院学到的工作方法和积累的经验，包括如何出庭、如何质证、如何调查、如何做笔录、如何写刑事司法的论文等等，也被他转化成了律师的法律服务产品。
转型期过后，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，徐宗新离开嘉兴来到省会杭州。在这里，他一边做业务，一边写文章，同时思考着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。
做了几年综合业务，徐宗新发现，民商事诉讼做起来虽然不那么得心应手，但只要认真处理，胜诉率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他相对比较熟悉和擅长的刑辩业务，却普遍面临着风险大、收费低、执业难等问题。
刑辩业务到底为什么难、难在哪里？徐宗新希望找到答案。从前在检察院时，他接触到的只是一个区域内的一类刑事案件，但如今律师的身份给了他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选择权。他可以在全国的范围内，办各种类型的刑事案件；可以办理侦查、起诉、上诉、申诉的各个阶段；可以做辩护案件，也可以做控告代理案件。
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，他逐渐发现：每一个案子都有不同的特点、不同的诉求和不同的难题，面对的当事人和司法官员也各有特点，让人充满了新鲜感，不会厌倦，也永不可懈怠。刑辩业务看似很窄，但钻研越深，越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所在，也越能发现自身知识的匮乏。
徐宗新意识到，什么业务都做，广而不精，最终难有竞争力，律师还是应当选择一两个专业深耕下去，做专做精。于是，兜兜转转做了7年综合业务后，最终，他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、最擅长，也最感兴趣的刑事领域。
这期间，他偶然了解到，张青松律师在北京开了一家专门做刑事业务的律所——尚权律师事务所，这是国内首家刑事专业所。这件事，给徐宗新带来了很大的触动，也从中获得了灵感和启发。
他想：做一家专门的刑事所，就相当于开辟了一块刑事辩护的法治“试验田”，或许，可以从中探索到“刑辩难”的破解之道。
于是，2009年10月，浙江省首家、全国第三家刑事专业所——靖霖律师事务所，在钱塘江畔诞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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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索：法治试验田与靖霖模式
律所创立之初，几个创始人打算做一家20人左右的精品所，专攻刑事领域，将手头的案子办成精品。然而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，有两个巨大的难题摆在眼前：没案子、没人才。
徐宗新回忆道：“我们的定位是只做刑事案件，其他的案子都不做。但一开始的时候，哪里有那么多的刑事案件来找你做？”
由于案源少，且只能做刑事案件，律所的人才难招，流失却十分严重。这也是徐宗新遇到的最大问题，“我们很多的人才有能力，但不愿意只做刑事业务，不能坚持只做这一项业务。”
作为浙江省第一块刑辩“法治试验田”，省内律师行业很关心靖霖的命运。成立第一年，浙江法制报专门为靖霖做了一篇报道，题目就叫做《浙江首家刑辩所生存调查》。徐宗新笑称：“就是看一看我们还活不活得下去。所幸我们第一年还是活下来了，但还要看第二年、第三年怎么样。”
最初几年确实很艰难，每年都有人离开靖霖，律师人数始终岌岌可危，人才流失最严重的时候，连律所的合伙人都走了一大半，需要紧急对外招聘才能勉强维持队伍。
但即便是这样，徐宗新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， 他有一个观点，叫做“先专门，再专业”。专业与否不是自己标榜的，而是靠客户的口碑评价出来的，但律师至少可以先做到“专门”，“只有愿意舍弃其他专业、坚持只做刑事专业的律师，才能和靖霖走在一起”。
“做‘专业’讲究的是‘舍得’，只有舍弃了才能得到。”
没有案子做的时候，徐宗新就领着律师们“练兵”，练好内功。每周组织两场内训，周一练口才，周四轮流讲课做研讨，这被靖霖人称为“刑辩道场”，自创所以来直到今天，从未中断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靖霖模式”。
靖霖培训
在徐宗新看来，口才和文笔是刑辩律师的基本功，这也是他多年经验积攒下的心得。
从小在福建的林场长大，刚做检察官时，徐宗新的普通话不够标准，一时间竟成了他工作中最大的障碍。他下定决心，苦练口才，买了一大堆带有拼音的四书五经对照朗读，还对着新闻联播练习发音，一下班，就自己训练演讲和辩论，终于克服了这个问题。
而写文章，也是徐宗新多年来的习惯。在古代，律师被称为“刀笔吏”，顾名思义，律师是“以笔为刀”的。因此，他认为律师平日里多写文章，有助于持续锤炼法律语言和工作语言的表达，对写作法律文书极有裨益。
除此之外，徐宗新也非常重视律师的专业刑辩技术，他对此有着严格的标准：一名合格的刑辩律师，至少要在技能上达到与公诉人相当的水平；如果能够超过公诉人，就可以称之为优秀。
他以自己公诉人的经验举例：“我曾经就遇到过刑辩律师提的辩护意见不全面的情况。在审查案件时，一些对被告有利的情节，检察官注意到了，反而辩护人没注意到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如果刑辩律师的辩护意见都无法涵盖过公诉人的意见，你又能提出什么高见来让公诉人采纳呢？”
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，几年下来，“靖霖模式”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律师。同时，为了鼓励、吸引并留住优秀的人才，靖霖也优化了律所内部的薪酬分配方式。
对刚入职的年轻律师，采用底薪加提成的授薪机制，为其专心做刑辩业务提供最低保障；在分红上考虑全所律师的利益，年利润除20%留做律所发展外，50%由合伙人分红，30%由全所律师按照创收比例进行再分配；同时，与分红制度相配套，靖霖也创新出台了《浮动股权制实施办法》，吸收骨干律师作为合伙人，根据个人能力、对所贡献等要素进行年末股份分红，实现对所内律师的科学激励。
一系列的律所管理制度实施后，解决了“没人才”的困境，律师数量也快速增长起来。靖霖律师的专业能力，逐渐在业界内积攒了良好的口碑，在靖霖的快速成长阶段，“80%的业务都是律师同行推荐的”。2016年起，律所平均每年加盟律师40名，创收平均增长60%，在行业内打出了明显的知名度，找上门的刑事案件也日渐增多。
2018年靖霖业务构成
浙江这块“法治试验田”初见成效后，徐宗新开始向远方眺望。他希望能从省会走向全省，再从浙江走向全国，在没有刑辩专门所的省会城市各建一家分所，通过靖霖专业技能的推广和输送，培养当地的刑辩团队，为当地法治建设添砖加瓦。
2016年，靖霖先后在宁波、温州、南京等地设立了分所，随后，又东进上海，北上进京；2019年，在靖霖成立十周年之际，为寻求更大的突破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，徐宗新带领一批骨干律师在上海“二次创业”，成立了“靖予霖”律师事务所。
随着16家分支机构的落地，靖霖的专业优势焕发出新的生机，律所的辐射能力也得到显现，由行业的探路者，逐渐来到了领跑者的位置。
徐宗新对靖霖的定位非常清晰：“我们是一家刑事专业律师事务所，其实标准一点讲，应该叫刑事专门律师事务所，即专门做刑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。”
刑事业务分为刑事辩护、刑事代理和刑事合规，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辩护。为了保持一家专业所的纯粹性，民商事的案子，靖霖一概是拒之门外的，这是徐宗新一直坚守的底线和原则，对各个分所也具有同样的约束性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提到：“对于刑民交叉的案子，我们也会严格区分。如果它属于刑事案件的性质，我们肯定做；如果属于民事的性质，我们就介绍给其他的律所。既然对外宣传只做刑事，那就实实在在地只做刑事，挂羊头卖狗肉的事，我们是不会做的。”
徐宗新对靖霖的愿景，就是把刑辩业务做到极致。
何谓极致？
首先，要真正训练出一批业务能力非常强的、绝不低于公诉人业务水平的专业律师团队，只有这样，律师才能真正赢得公诉人的尊重和认可，才能改善律师的执业现状，提升律师的地位。
其次，要把对刑事辩护业务的研究做到极致，把这一领域现存的问题、难题钻研透彻，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靖霖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每年必须出一本书，内容包括对刑辩业务技巧的总结以及刑辩问题的研究探讨。其中《刑事辩护实务操作技能与执业风险防范》，前后一共修订了三次，被法律出版社评为“畅销法律书籍”。徐宗新认为，出版这些书，一方面是要体现一家刑辩专业所总结的成果，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与律界同仁共享经验。
最后，要发挥刑事律师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作用。如何能真正履行刑事律师的使命，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发展，这是徐宗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
熟悉徐宗新的人，对他最多的评价就是两个字：“勤奋”。律所的同事都说，徐主任“闲不住”“充满干劲”“正月初三就说闲得难受开始看卷了”。
这样的勤勉，也被他加注在对青年律师的期望上：“我总感觉一部分年轻人努力得还不够，这也是我现在最头疼的地方，已经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和模式，所有的资料和成果都非常丰富，我想青年律师都应该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才是。”
谈到对青年律师的建议，他说了十二个字：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精一行、择一行”。
“假如你选择了刑事业务，就是做这一行了。那么做一行就要把一行干好，投入感情地去做，如果不爱这行，你是做不好的。爱一行后才能扎根于此，深耕专业，把这一行做到极致。在精一行的前提下，才能做出选择，比如可以继续选择做刑事专业也可以选择从事别的专业，但不管做出什么选择，前提是一定要先做到极致。”
而反观他自己的职业道路，也是沿着这个逻辑成长起来的。从一名检察官到一名刑辩律师，再到一个刑事专业平台的打造人，无论他选择了哪条道路，都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到极致、落到实处，“做事情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没有定力、没有耐心、浅尝辄止，是永远不能成功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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